第五章(6)
编辑说得满有风趣,但托马斯还是想着自己的儿子,不能集中精力听。他记得最近两个月内他老在街上从自己身边走道。显然,这些相遇并非偶然。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竟会和一位受迫害的编辑在一起。托马斯的前妻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,托马斯自然会设想他儿子是在她的影响之下。他对儿子一无所知。当然,他可以问问儿子他与母亲的关系怎么样,但他觉得当着第三者的面这样问不够得体。
最后,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。他说,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,便无缘无故地被送进了监狱,他的结论是:“所以,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。”
“你们究竟要做什么?”托马斯问。
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。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,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。
“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,”他说,“政治犯受到了,非常粗暴的虐待,有几个,处境险恶。我们,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,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,签名。这些人物,还算得上,什么的。”
不,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,比口吃更严重。他越讲越慢,无论有意与否,发每个字音都用重读,或者用最强音。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,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,又涨得绯红。
“你们叫我来,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?”托马斯问。
“不,”编辑笑了,“不是要你参谋,我们要你签名!”
他又一次得意了!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。他表示推辞,仅仅是出于谦让:“等等,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,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!”
“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,我们是不会忘记的。”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。
“是的。”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,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。
“我看不出,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。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的人签名,也许会好一些。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。是不是?”
编辑笑了;“当然是这样。”
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,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:“唯一困难的,是他们绝不会签名!”
“这倒不是说,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,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,”他笑了,“你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,稀奇古怪!”
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。
“当然,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,完全站在这一边。”编辑继续说,“他们说,只是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,更慎重,更理智,更周全。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,不签呢,又担心我们瞧不起。”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。
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,上面短短几行,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,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。
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。赦免政治犯?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(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政治犯)对主席提出要求?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,这样的请愿书,唯一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!
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,“重要的,是要指出,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。大家都表明立场。把麦子与麦壳,分别清楚。”
不错,不错,托马斯想,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?你要求赦免也好,要分清麦子与麦壳也好,这不是一码事。
“骑墙吗?”编辑问。
是的,他是在骑墙观望,只是不敢这么说。墙上有一幅画,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:“你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?”或者说:“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?”或者说:“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?”或者说:“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?!”不论这个士兵怎么说,反正是在威胁。
编辑刚刚已经说了,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,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名。在他看来,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,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。那托乌斯还能说什么呢?
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,指着墙上的宣传画:“有这个当兵的逼我,问我签还是不签,我不可能想清楚了。”
于是,三个人又笑了一阵。
“好了,”托马斯笑过以后说,“我想想吧,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?”
“什么时候都可以,”编辑说,“不幸的是,请愿书等不了,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主席。”
“明天?”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,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样,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。
“没有什么要想的。”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,语调却近乎祈求。现在,他们双双对视着,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,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是否刮干净了时,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。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,使他感到不安。
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,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,他们会觉得这些太平常了,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,或者还会觉得有趣。但托马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!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!
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,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,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势,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。即使那是你自己的、心爱的手臂,它接触你的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!
“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?”他儿子补充说。托马斯突然明白了,他们所演的这一幕中,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,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。他签字,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了,托马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;不签字呢,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。不取决于儿子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,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。他处在一种棋场败局的境地,—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,将被迫放弃这一局。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。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,都不能改变什么。
“拿来吧。”他接过那张纸。
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,编辑说:“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。”
儿子把笔递给他,又加上一句:“有些思想,象炸弹一样有力。”
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,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:“不幸得很,受害者就我一个,”他说,“多亏了这些思想,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。”话语听起来很冷,甚至含有敌意。
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种不协调的语气,带有歉意地说:“可是,想想吧,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!”
从孩童时代起,托马斯就把“拯救”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,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系:医药。文章如何能够救人?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,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点,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: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,“不!”
“也许它救了人,也许它没有,”他说(声音仍是冷冷的,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),“但作为一个医生,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。”
又沉默了下来。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:“思想,也能拯救性命。”
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,心想,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。
“你知道,你写得最好的,是什么吗?”孩子继续说,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努力。“你对妥协的拒绝,你那些,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的,善恶分明。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,内疚意昧着什么。杀人犯的借口,是母亲不爱他们。可是,你突然出来说:没有什么借口。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,比俄狄浦斯,更纯洁,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,就自己惩罚了自已。”
托马斯把视线从儿子的嘴上拉开,努力想投向那编辑。他有些恼怒了,象是跟他们争辩起来:“但这统统是误解!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。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。惩罚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,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,但把它弄成这个样……”他有很多话要说,但突然记起这地方也许安装了窃听器。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广征博引,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。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?不正是对那篇文章的谴责吗?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。除此之外,他还知道在这个国家里,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。他闭了嘴。
“我想知道,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。”编辑说。
“我想知道的是,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。”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:她象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子,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。是的,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,追随那些罗慕路斯、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。现在,她又与他在一起了,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拥在胸前。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,似乎在告诉他,特丽莎还活着,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,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。
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:“我懂了。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。”他笑着补充,“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,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托马斯说。几秒钟之后,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,却是完全、绝对毫无用处的事(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),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(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他干的)。
“签字是你的责任。”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。
责任?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?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!再一次,特丽莎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。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,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,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。她老了,她是他的一切。她,六个偶然性的产物;她,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;她,他所有“非如此不可”的对立面——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。
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?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:就是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。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,但能使特丽莎幸福。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。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,可以确信,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,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。
“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,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。”他说。
他知道,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,但能使他玩味无穷。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、毫无预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。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,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阔醉。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,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。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,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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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,编辑讲到问题的关键了。他说,越来越多的人仅仅是坚持自己的意见,便无缘无故地被送进了监狱,他的结论是:“所以,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。”
“你们究竟要做什么?”托马斯问。
他的儿子替对方回答了。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儿于说话,惊奇地注意到他说话结结巴巴。
“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,”他说,“政治犯受到了,非常粗暴的虐待,有几个,处境险恶。我们,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,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,签名。这些人物,还算得上,什么的。”
不,事实上这还不只是结结巴巴,比口吃更严重。他越讲越慢,无论有意与否,发每个字音都用重读,或者用最强音。他自己显然也感到了这一点,两额还未恢复到原有的苍白,又涨得绯红。
“你们叫我来,让我参谋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选吗?”托马斯问。
“不,”编辑笑了,“不是要你参谋,我们要你签名!”
他又一次得意了!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们还没有忘记他是个医生。他表示推辞,仅仅是出于谦让:“等等,光凭他们把我踢出来,并不能说明我是个著名医生呵!”
“你为我们报纸写过稿,我们是不会忘记的。”编辑又朝托马斯微笑。
“是的。”托马斯的儿子欣然地叹了一口气,托马斯可能没有察觉。
“我看不出,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会帮助你们的政治犯。让那些与当局没有冲突过的人签名,也许会好一些。那些人起码对当权者们还有些影响。是不是?”
编辑笑了;“当然是这样。”
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,是一种谙熟世事者的笑:“唯一困难的,是他们绝不会签名!”
“这倒不是说,我们不去跟他们周旋,或者说我心肠好得怕他们难堪,”他笑了,“你该听听他们找出的借口,稀奇古怪!”
托马斯的儿子笑着表示赞成。
“当然,他们开始都表示同意我们,完全站在这一边。”编辑继续说,“他们说,只是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,更慎重,更理智,更周全。他们对签名怕得要命,不签呢,又担心我们瞧不起。”托马斯的儿子和编辑一起笑了。
编辑交给托马斯一张纸,上面短短几行,用一种较为客气的方式,呼吁共和国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。
托马斯飞快地运转着思绪。赦免政治犯?就靠这些被当局抛弃了的人(他们自己就是潜在的政治犯)对主席提出要求?即便当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计划,这样的请愿书,唯一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!
他儿子打断了他的思路,“重要的,是要指出,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。大家都表明立场。把麦子与麦壳,分别清楚。”
不错,不错,托马斯想,可那与政治犯们有什么关系呢?你要求赦免也好,要分清麦子与麦壳也好,这不是一码事。
“骑墙吗?”编辑问。
是的,他是在骑墙观望,只是不敢这么说。墙上有一幅画,士兵威胁地指着他说:“你对参加红军犹豫不决吗?”或者说:“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?”或者说:“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?”或者说:“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?!”不论这个士兵怎么说,反正是在威胁。
编辑刚刚已经说了,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,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名。在他看来,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,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。那托乌斯还能说什么呢?
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,指着墙上的宣传画:“有这个当兵的逼我,问我签还是不签,我不可能想清楚了。”
于是,三个人又笑了一阵。
“好了,”托马斯笑过以后说,“我想想吧,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?”
“什么时候都可以,”编辑说,“不幸的是,请愿书等不了,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主席。”
“明天?”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,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样,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。
“没有什么要想的。”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,语调却近乎祈求。现在,他们双双对视着,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,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是否刮干净了时,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。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,使他感到不安。
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,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,他们会觉得这些太平常了,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,或者还会觉得有趣。但托马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!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!
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,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,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势,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。即使那是你自己的、心爱的手臂,它接触你的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!
“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?”他儿子补充说。托马斯突然明白了,他们所演的这一幕中,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,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。他签字,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了,托马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;不签字呢,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。不取决于儿子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,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。他处在一种棋场败局的境地,—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,将被迫放弃这一局。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。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,都不能改变什么。
“拿来吧。”他接过那张纸。
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,编辑说:“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。”
儿子把笔递给他,又加上一句:“有些思想,象炸弹一样有力。”
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,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:“不幸得很,受害者就我一个,”他说,“多亏了这些思想,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。”话语听起来很冷,甚至含有敌意。
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种不协调的语气,带有歉意地说:“可是,想想吧,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!”
从孩童时代起,托马斯就把“拯救”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,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系:医药。文章如何能够救人?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,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点,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: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,“不!”
“也许它救了人,也许它没有,”他说(声音仍是冷冷的,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),“但作为一个医生,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。”
又沉默了下来。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:“思想,也能拯救性命。”
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,心想,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。
“你知道,你写得最好的,是什么吗?”孩子继续说,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努力。“你对妥协的拒绝,你那些,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的,善恶分明。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,内疚意昧着什么。杀人犯的借口,是母亲不爱他们。可是,你突然出来说:没有什么借口。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,比俄狄浦斯,更纯洁,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,就自己惩罚了自已。”
托马斯把视线从儿子的嘴上拉开,努力想投向那编辑。他有些恼怒了,象是跟他们争辩起来:“但这统统是误解!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。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。惩罚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,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,但把它弄成这个样……”他有很多话要说,但突然记起这地方也许安装了窃听器。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广征博引,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。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?不正是对那篇文章的谴责吗?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。除此之外,他还知道在这个国家里,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。他闭了嘴。
“我想知道,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。”编辑说。
“我想知道的是,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。”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:她象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子,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。是的,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,追随那些罗慕路斯、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。现在,她又与他在一起了,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拥在胸前。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,似乎在告诉他,特丽莎还活着,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,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。
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:“我懂了。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。”他笑着补充,“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,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托马斯说。几秒钟之后,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,却是完全、绝对毫无用处的事(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),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(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他干的)。
“签字是你的责任。”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。
责任?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?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!再一次,特丽莎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。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,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,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。她老了,她是他的一切。她,六个偶然性的产物;她,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;她,他所有“非如此不可”的对立面——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。
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?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:就是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。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,但能使特丽莎幸福。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。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,可以确信,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,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。
“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,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。”他说。
他知道,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,但能使他玩味无穷。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、毫无预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。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,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阔醉。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,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。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,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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