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7章 幽州留后(三)
黄巢起兵之后的这几十年中,尤其是九世纪之末、十世纪之初的这十年里,整个大唐天下都没有几天宁静日子。朝廷敕令不出京畿,地方藩镇动辄刀兵,今天你打我,明天我打你,到了后天又联合起来打别人,可谓风雨飘摇、乱象丛生。
这是一个武将地位发展到顶峰的时代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什么天皇贵胄,什么鸿儒名臣,什么士家大族,统统被武将们打翻在地,毫不留情的踩于脚下。
在这样一个时代,任何以某某属性分析社会现状得出所谓“天下割据之历史必然性”之类的话题,都是虚假的,完全经不起推敲的。
所谓朝廷弱势导致地方崛起,天子无法控制藩镇,这是以果代因,用结果来解释内因,换句话说就是将藩镇强势导致天子羸弱这句话颠倒过来,用以阐述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,是无法令人信服的。如果非要这么解释,很轻易就能找出两个例子将之驳斥得体无完肤。远一点的例子有安史之乱,近一些则有黄王之变,这两次被评为“摧毁朝廷统治根基”的动乱,实际上对于中央威权而言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,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央实权而言有一定程度的凝聚作用。
通过平灭这两次动乱,肃宗朝廷和僖宗朝廷比其前代反而拥有了战斗力更强,且更能如臂使指的军队,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对于地方的威慑力要强出许多。事实也证明,这两次平灭动乱的最初几年里,朝堂的声势大涨,各地藩镇对中央律令无不敬畏遵循。
后世有人试图从“经济基础”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时期,继而提出地主庄园经济导致了地方割据,但由此推导出来的结果却与现实不同。地主庄园盛行的恰恰是相对而言对朝廷最为顺服的江南地区,同时也是朝廷钱粮的主要来源地,而割据势力最强的中原、河北、河东、陇右等地,豪强士绅们反而被摧残得奄奄一息,甚至几近绝迹。
如果想要理清一点头绪,搞清楚一点脉络,或许可以不用以那么复杂的眼光来看待。最简单也许最直接,也最指核心的一种解释就是——职业士兵的崛起。
大唐军制的演变经历过三个时期,唐初之时为府兵。府兵即都督府、军府之兵,平时务农、战时为兵,户籍由军府掌握,出征时归于朝廷任命的折冲将军之下,将不知兵,兵不知将,可以很好的避免将领拥兵自重的隐患。但这种兵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屯兵的形制,当土地兼并严重、人口流动盲目之时,依附于土地的府兵便失去了根基,成为了只在籍本册页上的虚拟名号。
这种状况到了开元之后爆显出来,玄宗皇帝不得不取消了府兵制,而改以募兵制。军队由镇戍各地的将军们征募,由将军们选拔和裁汰。为了减少钱粮转运的巨大消耗,朝廷逐渐以驻地自筹代替中枢调拨,于是军政统管的节度使真正意义上形成了。这是第二个时期,而这一军制的转变也立刻显现了其威力,开元、天宝之际,唐军对外作战胜多败少,威服四夷,震慑天下。
当然,这种做法也导致了节度们尾大不掉之势,由此而朝廷军权衰落,禁军无法与镇军相抗。
大唐朝廷是没有服役年限这一说法的,许多士兵在战斗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才华,经过历次战事的洗涤而成长,这样的士兵战斗经验异常丰富、军事嗅觉异常敏锐,平时可带兵,战时可冲阵,任何一个将军都不可能放任这样的士兵退出军队,于是很多士兵服役越来越长,十年、二十年,甚至一直到老。他们以厮杀为职业,以作战为己任,除了战斗之外一无所长,不务农、不经商、不为工、不科考,全家老小全靠军饷、缴获和赏赐为生。这就是第三个时期,职业士兵的诞生。
许多老兵立功后升迁为军官,然后将自己的一身本事教给子弟后辈,后辈们继续从军,再立新功,再传给下一辈。于是职业士兵阶层发展壮大,发展到后期便出现了职业军将世家,世代从军,以征战为业。他们不关心谁是将主,不关心谁是节帅,只关心自家利益,换句话说,谁能给自家带来好处,他们便拥护谁为将主。一旦将主或节帅做了出格的事情,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将顶头上司抛开,重新拥立新的节帅。他们无意于响应朝廷大义恢复朝廷权威,更不关心节帅是否壮大能够号令天下,他们可以为节帅对抗朝廷,也可以为朝廷攻打节帅,一切只看是否能为自家带来好处。
这就是藩镇割据百年,大唐却仍旧好生生的享有一统的原因。所以说这是一个职业士兵最辉煌的时代,职业士兵中的代表人物武将们地位最崇高的时代。
当这种状况发展到顶峰的时候,一场黄王兵乱发生,所有的职业士兵和武将们忽然意识到,原来天子也会被泥腿子们赶出皇宫,在面对一群如此不堪的草民之时,朝廷竟然毫无办法,以致地痞无赖窃据大宝,平头百姓耀武扬威。于是他们不淡然了,他们在镇压乱兵的过程中越是发现泥腿子们在军事上的无能,就越发对朝廷嗤之以鼻。
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?泥腿子们都能称帝称王,我等为何不可?至不济谋个大将军、节度使之类的高官,也是光宗耀祖之事!
在将这场席卷天下的动乱武力镇压的过程中,职业士兵和武将们开始寻找和拥护自己的代理人,并在战后向周边弱小的其他势力蠢蠢欲动。于是刀兵肆虐,烽烟燃起,黄王死后天下不仅没有太平,战事却更加频繁。
到了光化、天复年间,实际上乱象已经基本能够梳理出脉络,因为大鱼吃小鱼,小鱼吃虾米,实力弱的藩镇被兼并得差不多了,天下间的形势可以隐约瞧出一些端倪。
粗略算下来,整个大唐有四处动乱之源。
以长安为中心的京畿、关内地区。这里主要是朝廷、凤翔、泾原、汾宁等诸势力争夺中央控制权的乱战。其特点是内侍和相公们反复政变、节度使不停带兵进京、天子随时打铺盖出逃。
河北、河东之地的连场大战,主要是宣武军对河东军、卢龙军的猛烈打压。其处军威最盛、厮杀最烈,动辄血流成河、村镇被屠。
两川之地,节度使王建经营蜀地,征讨顾彦晖。这里远离中原,还算稍显安定。
江南的乱源主要在淮南节度使和镇海节度使之间,杨行密和钱镏你来我往,反复争夺这片经济、人口逐渐发达的地区,以为将来称霸的根基。
事实上,在原有的历史脉络中,大唐灭亡后的形势已经于此时初见端倪。如果历史不做改变的话,东平王朱全忠将依靠宣武军强大的武力建立大梁,李克用将继续打着大唐的旗号对抗朱氏直至李存勖篡立,王建也将在两川建立蜀国,杨行密和钱镏则会成为吴国和吴越之主,继续不停打下去,而卢龙方面,刘氏则将成立燕国。
这样的形势非常混乱,如果非要找一个主要矛盾的话,应该在河北、河东战场,而非京畿、关内。
河北、河东战场分作两地,实则为一。河东面对的是宣武军主力,卢龙面对的是宣武军的仆从义武、成德和魏博。在天复元年的九月之间,双方聚拢实力,一场新的大战作势欲打。
在取得河东方面的谅解后,辽东郡王刘仁恭压下了反对应援的声音,开始为卢龙的未来奋力一搏。卢龙军侦骑四出,粮草云集,大军整装,随时准备向义武、成德和魏博三镇动手。
大军已经做好了准备,但刘仁恭在帅帐之中苦思良久,还是决定亲自去自家二郎刘守光的营寨一趟。他想要和刘守光好好谈一谈,大敌当前,虽然他以大帅的身份强行压下了反对意见,但还是希望能够从心底里说服自家二郎,取得以刘守光为首的一派尽心支持。
实际上刘仁恭自己都没有意识到,他的这种行为是相当怪异的举动,从公义上说,他是全军主帅,从私义来讲,他是刘守光的父亲,无论从哪一点讲起,都不应当是他主动去找刘守光,而是应该将刘守光唤至中军。这种做法只有一个解释,就是刘仁恭自己都没有想过的潜在意识——父子之间已经产生了裂隙,他已经对自家这个儿子有所忌惮了。
刘仁恭直入义儿军大营,无人敢于拦阻,也无人会去拦阻,他一边思索着怎么说服自己儿子,一边就来到了刘守光的大帐。
刘守光不在营中,所以也没有人出来迎接,只有几个慌乱的值星军官匆忙向刘仁恭行礼,然后告诉他刘守光外出办理军务。
刘仁恭仍旧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,他“唔”了一声,随意道了句:“去寻他,某在帐中等候。”便挑帘而入,连值星军官追在屁股后面的“刘管事在内”这句话也没听清楚。
直到坐于帅案之后,刘仁恭才发现边角上趴伏着一个人,正瑟瑟发抖,头埋于毡毯之上,看摸样似乎很熟悉。
刘仁恭一愣,道:“何人?”
那人抬起头来,一脸惨白道:“见过老爷。”
刘仁恭一看,却是内宅管事刘苟。(未完待续。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,欢迎您来起点()投推荐票、月票,您的支持,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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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武将地位发展到顶峰的时代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什么天皇贵胄,什么鸿儒名臣,什么士家大族,统统被武将们打翻在地,毫不留情的踩于脚下。
在这样一个时代,任何以某某属性分析社会现状得出所谓“天下割据之历史必然性”之类的话题,都是虚假的,完全经不起推敲的。
所谓朝廷弱势导致地方崛起,天子无法控制藩镇,这是以果代因,用结果来解释内因,换句话说就是将藩镇强势导致天子羸弱这句话颠倒过来,用以阐述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,是无法令人信服的。如果非要这么解释,很轻易就能找出两个例子将之驳斥得体无完肤。远一点的例子有安史之乱,近一些则有黄王之变,这两次被评为“摧毁朝廷统治根基”的动乱,实际上对于中央威权而言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,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央实权而言有一定程度的凝聚作用。
通过平灭这两次动乱,肃宗朝廷和僖宗朝廷比其前代反而拥有了战斗力更强,且更能如臂使指的军队,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对于地方的威慑力要强出许多。事实也证明,这两次平灭动乱的最初几年里,朝堂的声势大涨,各地藩镇对中央律令无不敬畏遵循。
后世有人试图从“经济基础”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时期,继而提出地主庄园经济导致了地方割据,但由此推导出来的结果却与现实不同。地主庄园盛行的恰恰是相对而言对朝廷最为顺服的江南地区,同时也是朝廷钱粮的主要来源地,而割据势力最强的中原、河北、河东、陇右等地,豪强士绅们反而被摧残得奄奄一息,甚至几近绝迹。
如果想要理清一点头绪,搞清楚一点脉络,或许可以不用以那么复杂的眼光来看待。最简单也许最直接,也最指核心的一种解释就是——职业士兵的崛起。
大唐军制的演变经历过三个时期,唐初之时为府兵。府兵即都督府、军府之兵,平时务农、战时为兵,户籍由军府掌握,出征时归于朝廷任命的折冲将军之下,将不知兵,兵不知将,可以很好的避免将领拥兵自重的隐患。但这种兵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屯兵的形制,当土地兼并严重、人口流动盲目之时,依附于土地的府兵便失去了根基,成为了只在籍本册页上的虚拟名号。
这种状况到了开元之后爆显出来,玄宗皇帝不得不取消了府兵制,而改以募兵制。军队由镇戍各地的将军们征募,由将军们选拔和裁汰。为了减少钱粮转运的巨大消耗,朝廷逐渐以驻地自筹代替中枢调拨,于是军政统管的节度使真正意义上形成了。这是第二个时期,而这一军制的转变也立刻显现了其威力,开元、天宝之际,唐军对外作战胜多败少,威服四夷,震慑天下。
当然,这种做法也导致了节度们尾大不掉之势,由此而朝廷军权衰落,禁军无法与镇军相抗。
大唐朝廷是没有服役年限这一说法的,许多士兵在战斗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才华,经过历次战事的洗涤而成长,这样的士兵战斗经验异常丰富、军事嗅觉异常敏锐,平时可带兵,战时可冲阵,任何一个将军都不可能放任这样的士兵退出军队,于是很多士兵服役越来越长,十年、二十年,甚至一直到老。他们以厮杀为职业,以作战为己任,除了战斗之外一无所长,不务农、不经商、不为工、不科考,全家老小全靠军饷、缴获和赏赐为生。这就是第三个时期,职业士兵的诞生。
许多老兵立功后升迁为军官,然后将自己的一身本事教给子弟后辈,后辈们继续从军,再立新功,再传给下一辈。于是职业士兵阶层发展壮大,发展到后期便出现了职业军将世家,世代从军,以征战为业。他们不关心谁是将主,不关心谁是节帅,只关心自家利益,换句话说,谁能给自家带来好处,他们便拥护谁为将主。一旦将主或节帅做了出格的事情,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将顶头上司抛开,重新拥立新的节帅。他们无意于响应朝廷大义恢复朝廷权威,更不关心节帅是否壮大能够号令天下,他们可以为节帅对抗朝廷,也可以为朝廷攻打节帅,一切只看是否能为自家带来好处。
这就是藩镇割据百年,大唐却仍旧好生生的享有一统的原因。所以说这是一个职业士兵最辉煌的时代,职业士兵中的代表人物武将们地位最崇高的时代。
当这种状况发展到顶峰的时候,一场黄王兵乱发生,所有的职业士兵和武将们忽然意识到,原来天子也会被泥腿子们赶出皇宫,在面对一群如此不堪的草民之时,朝廷竟然毫无办法,以致地痞无赖窃据大宝,平头百姓耀武扬威。于是他们不淡然了,他们在镇压乱兵的过程中越是发现泥腿子们在军事上的无能,就越发对朝廷嗤之以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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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将这场席卷天下的动乱武力镇压的过程中,职业士兵和武将们开始寻找和拥护自己的代理人,并在战后向周边弱小的其他势力蠢蠢欲动。于是刀兵肆虐,烽烟燃起,黄王死后天下不仅没有太平,战事却更加频繁。
到了光化、天复年间,实际上乱象已经基本能够梳理出脉络,因为大鱼吃小鱼,小鱼吃虾米,实力弱的藩镇被兼并得差不多了,天下间的形势可以隐约瞧出一些端倪。
粗略算下来,整个大唐有四处动乱之源。
以长安为中心的京畿、关内地区。这里主要是朝廷、凤翔、泾原、汾宁等诸势力争夺中央控制权的乱战。其特点是内侍和相公们反复政变、节度使不停带兵进京、天子随时打铺盖出逃。
河北、河东之地的连场大战,主要是宣武军对河东军、卢龙军的猛烈打压。其处军威最盛、厮杀最烈,动辄血流成河、村镇被屠。
两川之地,节度使王建经营蜀地,征讨顾彦晖。这里远离中原,还算稍显安定。
江南的乱源主要在淮南节度使和镇海节度使之间,杨行密和钱镏你来我往,反复争夺这片经济、人口逐渐发达的地区,以为将来称霸的根基。
事实上,在原有的历史脉络中,大唐灭亡后的形势已经于此时初见端倪。如果历史不做改变的话,东平王朱全忠将依靠宣武军强大的武力建立大梁,李克用将继续打着大唐的旗号对抗朱氏直至李存勖篡立,王建也将在两川建立蜀国,杨行密和钱镏则会成为吴国和吴越之主,继续不停打下去,而卢龙方面,刘氏则将成立燕国。
这样的形势非常混乱,如果非要找一个主要矛盾的话,应该在河北、河东战场,而非京畿、关内。
河北、河东战场分作两地,实则为一。河东面对的是宣武军主力,卢龙面对的是宣武军的仆从义武、成德和魏博。在天复元年的九月之间,双方聚拢实力,一场新的大战作势欲打。
在取得河东方面的谅解后,辽东郡王刘仁恭压下了反对应援的声音,开始为卢龙的未来奋力一搏。卢龙军侦骑四出,粮草云集,大军整装,随时准备向义武、成德和魏博三镇动手。
大军已经做好了准备,但刘仁恭在帅帐之中苦思良久,还是决定亲自去自家二郎刘守光的营寨一趟。他想要和刘守光好好谈一谈,大敌当前,虽然他以大帅的身份强行压下了反对意见,但还是希望能够从心底里说服自家二郎,取得以刘守光为首的一派尽心支持。
实际上刘仁恭自己都没有意识到,他的这种行为是相当怪异的举动,从公义上说,他是全军主帅,从私义来讲,他是刘守光的父亲,无论从哪一点讲起,都不应当是他主动去找刘守光,而是应该将刘守光唤至中军。这种做法只有一个解释,就是刘仁恭自己都没有想过的潜在意识——父子之间已经产生了裂隙,他已经对自家这个儿子有所忌惮了。
刘仁恭直入义儿军大营,无人敢于拦阻,也无人会去拦阻,他一边思索着怎么说服自己儿子,一边就来到了刘守光的大帐。
刘守光不在营中,所以也没有人出来迎接,只有几个慌乱的值星军官匆忙向刘仁恭行礼,然后告诉他刘守光外出办理军务。
刘仁恭仍旧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,他“唔”了一声,随意道了句:“去寻他,某在帐中等候。”便挑帘而入,连值星军官追在屁股后面的“刘管事在内”这句话也没听清楚。
直到坐于帅案之后,刘仁恭才发现边角上趴伏着一个人,正瑟瑟发抖,头埋于毡毯之上,看摸样似乎很熟悉。
刘仁恭一愣,道:“何人?”
那人抬起头来,一脸惨白道:“见过老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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