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94章 《金瓶梅》可能作者之王家屏
《金瓶梅》明代刻本,发现于山西介休和平遥,曾经轰动一时。
然而百年来,学者提出《金瓶梅》的可能作者多达五十多位,王世贞、李开先、李卓吾、徐渭、屠隆、汤显祖等几乎个个“榜上有名”。
一本书出现这么多作者,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,被誉为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。
作者留下如此之“奇书”,却要隐去真名,只抛下一个“兰陵笑笑生”的化名,就连作序者、作跋者用的都是化名,不露玄机,原因倒是很好解释。
一是明初把小说家列为二十二种“奸顽之徒”之一。永乐后更是变本加厉,敢有收藏“不良杂剧词曲”者,便要杀头或杀全家,自然没几个作者用真名。
二是《金瓶梅》全书愤世嫉俗,借宋骂明,其批判犀利而又露骨,肯定难逃被禁命运,怕也只能用化名。
三当然是《金瓶梅》的内容了,车速开得太快太猛,放在哪个朝代都属禁书系列,作者当然不会用真名。
但有一点得到大多数人认同,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最大可能是山西人,成书时间是嘉靖至万历年间。
有人说是孔天胤写的。
也有人说是王家屏写的。
反正两个都是山西人。
无论是孔天胤,还是王家屏,提出《金瓶梅》极有可能是山西人所写,当然不是毫无根据,更不是山西人为山西脸上贴金。
提出作者是王家屏,朱翊镠记得是这样分析的。
从情理上讲,《金瓶梅》是以山东为写作背景,人物也主要是山东人。按照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习惯,假如山东籍贯的作者,把山东男人写成淫棍,把女人写成**,恐怕有悖情理。
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习惯,包括各位作家的写作心态,只愿以家乡的英雄为荣,而不愿以家乡的恶人为耻。
所以,再愚蠢的作者,也会来一个伪托,不写自己的出生地。
而《金瓶梅》,全书只写了两个山西人,一个救了无辜者一命,一个促使恶人死亡。
《金瓶梅》这种贬鲁褒晋的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。
从地理上看,《金瓶梅》尽管是以山东为背景,但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却非常模糊,而对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。比如本应描述周统制去山东高阳关防守,却由于作者笔误,写成了作者熟悉的家乡雁门关景色。而从书中描绘的房屋建筑布局来看,实属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区的风格。
甚至连骂人的话“毛司的砖儿——又臭又硬”用的都是雁北的歇后话,雁北人至今称坑厕为“毛司”。
另外,《金瓶梅》中的衣着也有雁北特点,如皮袄、毡帽等,特别是有雁北特点的“腰子”,这种衣着即便是山西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见。
另外,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方言文学巨著,全书地方色彩很浓,方言、歇后语、谚语在书中时常出现,导致了人们的很多误解。有的猜测说是“山东土白”,有的分析说是苏州扬州的“吴语”,但举出的例子多欠说服力。
实际上,《金瓶梅》的方言属山西雁北方言。从全书中被摘出的3000多条雁北方言,可以发现它们偏重山阴和应县两地方言,而有些方言则纯属山阴独有。比如76回应伯爵与几位女子互相戏骂,他骂道:
“我把你这两个女又十撇鸦胡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”。
这句话,直到现在金学家们还都不敢妄加标点,当然就更无从知道它的意思了。用其它办法解释也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,可如果用山阴方言一解释,这句话立马儿就通了。
其实,这是作者用山阴方言,采取拆字法、谐音法、藏头法来骂人的一句话:“女又十撇”拆字“奴才”;“鸦胡”,即谐音“夜壶”;而“石影子布儿,朵朵云儿,了口恶心”,其实藏头“石朵了”,即谐音“拾掇了”的意思。
人所共知,夜壶,是起夜小解的用具,而把女性比喻为像夜壶一样为男***可谓歹毒。“拾掇了”是山阴方言,指收拾了,即把女性奸耍了。
由此例可见,《金瓶梅》一书,山西山阴方言是一大特色,而书中的诸多难解之处,若用山阴方言加以解释,顿时能融会贯通。
王家屏虽然祖籍太原,但近祖几辈都住在山阴。王家屏本人则更是土生土长的山阴人。
山阴人当然熟悉山阴话,自然也就使得《金瓶梅》的方言语系,成为山阴方言语系。
另外,《金瓶梅》全书中,出现过不少写作质量很高的奏疏,倘若没有做过内阁官员的人,是很难写出如此规范而又地道的行文。
王家屏官至东阁大学士直至内阁首辅。在他著述的《复宿山房全集》中就有很多奏疏。皇帝常叫他代写册文,他也常为他人代写奏疏。
王家屏对官僚机构的行文规范自然了如指掌运用娴熟。
如果这样分析,许多确凿的事实都说明,除了王家屏,别人还真没有条件和能力完成这部巨著。
王家屏是隆庆二年(即公元1568年)进士,被选为庶吉士,授编修,万历初年被选为万历皇帝的老师,充日讲官,后升为侍讲学士。
明中叶以后,皇帝的经筵多流于形式,朱翊钧对这种典礼更待以儿戏。但每当王家屏开讲,他都很老实。
朱翊钧钦佩王家屏博学多才端庄有气质,在众人面前称他为“端人”。
王家屏的为人正直行止端庄,还表现在他对张居正的态度上。
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权倾朝野,谁要想得到高官必先得张居正垂青。就是这样,王家屏也能秉公相待。张居正生病时,朝内大臣都去看望,有的还到寺院祈祷,奉迎至极,唯独王家屏没有前去。张居正去世,群臣一反常态,倒张浪潮甚嚣尘上,王家屏又能够秉公持法对张居正给以正确的评价。
所以朱翊镠对王家屏的印象比较好,加上《金瓶梅》可能作者的缘故,新晋阁臣自然而然落到王家屏头上了。
此时,王家屏正担任礼部右侍郎。
廷议之上,朱翊镠也没多解释,直接宣布这一决定:晋升王家屏为东阁大学士,辅助朝政。
王家屏本就是庶吉士(素来被认为是内阁储备人员)出身,加上资历又摆在那儿,这一决定自然无人异议。
这样,内阁就多了一位阁臣。
如此安排,尽管赋予许国以重任,晋升他为武英殿大学士,经略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三行省,但都知道这已是他仕途的最高峰,与首辅无缘。
而余有丁身体不怎么好,王家屏又是后来的,以致王锡爵这个首辅接班人的地位更加稳固了。
这也是朱翊镠希望看到的结果。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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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百年来,学者提出《金瓶梅》的可能作者多达五十多位,王世贞、李开先、李卓吾、徐渭、屠隆、汤显祖等几乎个个“榜上有名”。
一本书出现这么多作者,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,被誉为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。
作者留下如此之“奇书”,却要隐去真名,只抛下一个“兰陵笑笑生”的化名,就连作序者、作跋者用的都是化名,不露玄机,原因倒是很好解释。
一是明初把小说家列为二十二种“奸顽之徒”之一。永乐后更是变本加厉,敢有收藏“不良杂剧词曲”者,便要杀头或杀全家,自然没几个作者用真名。
二是《金瓶梅》全书愤世嫉俗,借宋骂明,其批判犀利而又露骨,肯定难逃被禁命运,怕也只能用化名。
三当然是《金瓶梅》的内容了,车速开得太快太猛,放在哪个朝代都属禁书系列,作者当然不会用真名。
但有一点得到大多数人认同,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最大可能是山西人,成书时间是嘉靖至万历年间。
有人说是孔天胤写的。
也有人说是王家屏写的。
反正两个都是山西人。
无论是孔天胤,还是王家屏,提出《金瓶梅》极有可能是山西人所写,当然不是毫无根据,更不是山西人为山西脸上贴金。
提出作者是王家屏,朱翊镠记得是这样分析的。
从情理上讲,《金瓶梅》是以山东为写作背景,人物也主要是山东人。按照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习惯,假如山东籍贯的作者,把山东男人写成淫棍,把女人写成**,恐怕有悖情理。
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习惯,包括各位作家的写作心态,只愿以家乡的英雄为荣,而不愿以家乡的恶人为耻。
所以,再愚蠢的作者,也会来一个伪托,不写自己的出生地。
而《金瓶梅》,全书只写了两个山西人,一个救了无辜者一命,一个促使恶人死亡。
《金瓶梅》这种贬鲁褒晋的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。
从地理上看,《金瓶梅》尽管是以山东为背景,但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却非常模糊,而对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。比如本应描述周统制去山东高阳关防守,却由于作者笔误,写成了作者熟悉的家乡雁门关景色。而从书中描绘的房屋建筑布局来看,实属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区的风格。
甚至连骂人的话“毛司的砖儿——又臭又硬”用的都是雁北的歇后话,雁北人至今称坑厕为“毛司”。
另外,《金瓶梅》中的衣着也有雁北特点,如皮袄、毡帽等,特别是有雁北特点的“腰子”,这种衣着即便是山西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见。
另外,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方言文学巨著,全书地方色彩很浓,方言、歇后语、谚语在书中时常出现,导致了人们的很多误解。有的猜测说是“山东土白”,有的分析说是苏州扬州的“吴语”,但举出的例子多欠说服力。
实际上,《金瓶梅》的方言属山西雁北方言。从全书中被摘出的3000多条雁北方言,可以发现它们偏重山阴和应县两地方言,而有些方言则纯属山阴独有。比如76回应伯爵与几位女子互相戏骂,他骂道:
“我把你这两个女又十撇鸦胡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”。
这句话,直到现在金学家们还都不敢妄加标点,当然就更无从知道它的意思了。用其它办法解释也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,可如果用山阴方言一解释,这句话立马儿就通了。
其实,这是作者用山阴方言,采取拆字法、谐音法、藏头法来骂人的一句话:“女又十撇”拆字“奴才”;“鸦胡”,即谐音“夜壶”;而“石影子布儿,朵朵云儿,了口恶心”,其实藏头“石朵了”,即谐音“拾掇了”的意思。
人所共知,夜壶,是起夜小解的用具,而把女性比喻为像夜壶一样为男***可谓歹毒。“拾掇了”是山阴方言,指收拾了,即把女性奸耍了。
由此例可见,《金瓶梅》一书,山西山阴方言是一大特色,而书中的诸多难解之处,若用山阴方言加以解释,顿时能融会贯通。
王家屏虽然祖籍太原,但近祖几辈都住在山阴。王家屏本人则更是土生土长的山阴人。
山阴人当然熟悉山阴话,自然也就使得《金瓶梅》的方言语系,成为山阴方言语系。
另外,《金瓶梅》全书中,出现过不少写作质量很高的奏疏,倘若没有做过内阁官员的人,是很难写出如此规范而又地道的行文。
王家屏官至东阁大学士直至内阁首辅。在他著述的《复宿山房全集》中就有很多奏疏。皇帝常叫他代写册文,他也常为他人代写奏疏。
王家屏对官僚机构的行文规范自然了如指掌运用娴熟。
如果这样分析,许多确凿的事实都说明,除了王家屏,别人还真没有条件和能力完成这部巨著。
王家屏是隆庆二年(即公元1568年)进士,被选为庶吉士,授编修,万历初年被选为万历皇帝的老师,充日讲官,后升为侍讲学士。
明中叶以后,皇帝的经筵多流于形式,朱翊钧对这种典礼更待以儿戏。但每当王家屏开讲,他都很老实。
朱翊钧钦佩王家屏博学多才端庄有气质,在众人面前称他为“端人”。
王家屏的为人正直行止端庄,还表现在他对张居正的态度上。
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权倾朝野,谁要想得到高官必先得张居正垂青。就是这样,王家屏也能秉公相待。张居正生病时,朝内大臣都去看望,有的还到寺院祈祷,奉迎至极,唯独王家屏没有前去。张居正去世,群臣一反常态,倒张浪潮甚嚣尘上,王家屏又能够秉公持法对张居正给以正确的评价。
所以朱翊镠对王家屏的印象比较好,加上《金瓶梅》可能作者的缘故,新晋阁臣自然而然落到王家屏头上了。
此时,王家屏正担任礼部右侍郎。
廷议之上,朱翊镠也没多解释,直接宣布这一决定:晋升王家屏为东阁大学士,辅助朝政。
王家屏本就是庶吉士(素来被认为是内阁储备人员)出身,加上资历又摆在那儿,这一决定自然无人异议。
这样,内阁就多了一位阁臣。
如此安排,尽管赋予许国以重任,晋升他为武英殿大学士,经略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三行省,但都知道这已是他仕途的最高峰,与首辅无缘。
而余有丁身体不怎么好,王家屏又是后来的,以致王锡爵这个首辅接班人的地位更加稳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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