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17章 过度民主的假象
泰和元年第二周头一天,朱翊镠便紧急召见内阁几位阁老觐见。
申时行、王锡爵、王家屏都来了。
地点依然是在东暖阁。
此时严永凡的两道条陈都还没有来得及呈送上来,但朱翊镠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与内阁先通气。
当然,这也是他的一贯做法。
美名其曰先通气或叫商量,但让内阁几位阁老来,就是让他们先点头,然后廷议上不必多费口舌。
申时行他们几个也早已经习惯了。
这次召见他们来,无它,只为严永凡提出来的两个议题。
一货币改革,二盐政改革。
货币与盐政都有弊端,需要改,这是主要原因。但之所以急着召见,朱翊镠是考虑到这两项改革,都可以大大增加国家财政税收。
任何时候挣钱都得趁早嘛。
像从前一样,需要改革的对象,其弊端其实都清楚。
三位阁老难道不知道私人铸币的危害性吗?难道不知道禁止私盐能大大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吗?
大明一朝当世就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:如能禁止私盐,大明一年可得一千多万两白银的收入。
原话是这样说的:“私盐既绝,引可增十倍,岁所入千余万矣,此三法简易易行,只在行法须严。”
如果真严格实行盐业专卖制度,再适当抬高一点盐价,仅食盐一项收入便可高达四千万两白银。
为什么说大明其实很富有,可财富既不在国家,又不在百姓,都集中在豪强权势大户人家手里?
但反过来一想,为什么会这样?其实说白了,还不是因为朝廷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太弱吗?
无论是私人铸币还是私盐横行,都可以说明这一点——国家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太弱。
从宋朝的程朱理学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削弱君权,到了明朝,皇帝对朝臣的影响力,以及国家政权对各个领域的掌控力其实都在削弱。
这就造成了明朝看起来好像是“礼仪之邦”,人们一个个都衣冠楚楚,十分有君子大国之风,但其实,社会已经呈现出“过度民主”的假象(这么说,或许也不是很准确,因为这可以看作是人类的觉醒,但确实有一定弊端)。
以致于战事来临,无法迅速转型成军事专制状态,自然也就无法像清朝那样通过军事暴力政权直接征税、调配物资,导致战场失利。
那货币改革与盐政到底怎么改?
首当其冲,当然是要严令禁止私人铸币与私盐贩卖。
对此,三位阁老没有意见。
难的是政策执行。
如何将国家颁发的政策有效推行下去,而不只是说说而已。
不能像嘉靖皇帝禁私铸劣钱,一个罢市就能让禁令不了了之。
不能万历皇帝征收矿税,闹得鸡飞狗跳,官员鼓动民众打死收税人员,万历皇帝顶着臭名,最后二十多年也不过才收了几百万两白银而已。
对于货币改革,朱翊镠设想,有没有可能让铜钱永久退出市场?而像后世那样用“钞票”代替?大明当前的“银票”其实已在充当这个功能。
而对于盐政改革,似乎要更为复杂些,当前盐政改革离不开盐引(几百年后其性质还是一样),而盐引是历史最为悠久的“复杂货币”。禁止私盐、推行盐业专卖制度到底有多难?
朱翊镠与三位阁臣确定改革的方针以及大体方向,但具体到底怎么做还需要廷议与诸位官员共同决定。
将主要思想传达后,朱翊镠接着说道:“三位阁老回去好生琢磨,如果盐政要改,那么茶税、酒税等,是不是也可以一律改为专卖制度?”
朱翊镠可不是随口一说。
茶叶是百姓必需的消费品,但需求量又有弹性,正所谓“寡需则量增其价而不为虐。”本朝建国之初,在南直隶严禁私茶,所以南直隶的茶税收入有六十余万两白银之多。
以晚明人口比明初增加五倍计,那茶叶消费量也该增加五倍,晚明若严格实施茶叶专卖制度,则榷茶收入应该不少于2000万两白银。
再看酒课税。北宋光是酒课的一年收入,就可达到相当于晚明一千四百九十八万两白银的程度。
而晚明人口至少北宋两倍以上,酒类消费规模可能还超过两倍。以最保守估计,如果明代实施类似宋代那样严格的国家专卖制度,榷酒一项的收入至少可达3000万两白银。
不妨先拿宋朝的赋税制度举个例子吧,看一个小国如北宋、南宋(相对于明朝),能将财富扩展到什么程度?
北宋时,两税尚占56%,但至南宋已降至%和%。
与此同时,商税急遽增长,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,这样,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,也就自然而然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。
北宋皇祐治平年间,商税比重不过40%左右,及南宋绍兴、乾道之交,仅茶盐榷货即占49%,连同经制钱、总制钱,非农业税达79%强。
而至淳熙、绍熙年间,茶、盐、酒等达56%强,加上经制钱、总制钱、月桩钱,非农业税更达%。
而明朝的领土面积,人口数量都远远大于南宋,盐、酒、茶三项的消费更远大于宋朝。
然而南宋政府从中获得的收入接近5000万两白银的价值,而明朝政府却只有300万两不到。
至明朝,货币经济较之前代要发达多了,资本主义也已经萌芽,市场比较繁荣,各项商业制度也比较完善。
而南宋是个偏安一隅的小国,可为什么明朝政府,对,只能说是政府,反而不如南宋富裕呢?
自嘉靖后期,国家财政经常出现困难,入不敷出是常态。
对外战争穷兵黩武支出过大吗?或是白银进口减少货币体系崩溃了?或是铜生产匮乏?或是纸币的发行导致通货膨胀?或是注定逃不过三百年定律?
历史上,比明朝穷兵黩武的朝代很多,比明朝挥霍无度的朝代也多,明朝财政体系最后到底是怎么崩的呢?
朱翊镠在想,如果大明能在——至少盐、酒、茶增加税收,那么富裕程度该会远远超过宋朝,也会大大超过以暴力国家机器、进行掠夺之实的清朝。
至少在工业革命尚未到来之前这段时间,大明应该不会逐渐走向末路。
当然,这是朱翊镠的想法,尽管也得到内阁三位阁臣的附和赞同,但具体实施起来恐怕还有很大的难度。
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
因为明朝“过度民主”的假象(不准,姑且这么说吧),造成国家对许多领域的控制力微弱,甚至失去了控制。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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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时行、王锡爵、王家屏都来了。
地点依然是在东暖阁。
此时严永凡的两道条陈都还没有来得及呈送上来,但朱翊镠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与内阁先通气。
当然,这也是他的一贯做法。
美名其曰先通气或叫商量,但让内阁几位阁老来,就是让他们先点头,然后廷议上不必多费口舌。
申时行他们几个也早已经习惯了。
这次召见他们来,无它,只为严永凡提出来的两个议题。
一货币改革,二盐政改革。
货币与盐政都有弊端,需要改,这是主要原因。但之所以急着召见,朱翊镠是考虑到这两项改革,都可以大大增加国家财政税收。
任何时候挣钱都得趁早嘛。
像从前一样,需要改革的对象,其弊端其实都清楚。
三位阁老难道不知道私人铸币的危害性吗?难道不知道禁止私盐能大大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吗?
大明一朝当世就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:如能禁止私盐,大明一年可得一千多万两白银的收入。
原话是这样说的:“私盐既绝,引可增十倍,岁所入千余万矣,此三法简易易行,只在行法须严。”
如果真严格实行盐业专卖制度,再适当抬高一点盐价,仅食盐一项收入便可高达四千万两白银。
为什么说大明其实很富有,可财富既不在国家,又不在百姓,都集中在豪强权势大户人家手里?
但反过来一想,为什么会这样?其实说白了,还不是因为朝廷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太弱吗?
无论是私人铸币还是私盐横行,都可以说明这一点——国家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太弱。
从宋朝的程朱理学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削弱君权,到了明朝,皇帝对朝臣的影响力,以及国家政权对各个领域的掌控力其实都在削弱。
这就造成了明朝看起来好像是“礼仪之邦”,人们一个个都衣冠楚楚,十分有君子大国之风,但其实,社会已经呈现出“过度民主”的假象(这么说,或许也不是很准确,因为这可以看作是人类的觉醒,但确实有一定弊端)。
以致于战事来临,无法迅速转型成军事专制状态,自然也就无法像清朝那样通过军事暴力政权直接征税、调配物资,导致战场失利。
那货币改革与盐政到底怎么改?
首当其冲,当然是要严令禁止私人铸币与私盐贩卖。
对此,三位阁老没有意见。
难的是政策执行。
如何将国家颁发的政策有效推行下去,而不只是说说而已。
不能像嘉靖皇帝禁私铸劣钱,一个罢市就能让禁令不了了之。
不能万历皇帝征收矿税,闹得鸡飞狗跳,官员鼓动民众打死收税人员,万历皇帝顶着臭名,最后二十多年也不过才收了几百万两白银而已。
对于货币改革,朱翊镠设想,有没有可能让铜钱永久退出市场?而像后世那样用“钞票”代替?大明当前的“银票”其实已在充当这个功能。
而对于盐政改革,似乎要更为复杂些,当前盐政改革离不开盐引(几百年后其性质还是一样),而盐引是历史最为悠久的“复杂货币”。禁止私盐、推行盐业专卖制度到底有多难?
朱翊镠与三位阁臣确定改革的方针以及大体方向,但具体到底怎么做还需要廷议与诸位官员共同决定。
将主要思想传达后,朱翊镠接着说道:“三位阁老回去好生琢磨,如果盐政要改,那么茶税、酒税等,是不是也可以一律改为专卖制度?”
朱翊镠可不是随口一说。
茶叶是百姓必需的消费品,但需求量又有弹性,正所谓“寡需则量增其价而不为虐。”本朝建国之初,在南直隶严禁私茶,所以南直隶的茶税收入有六十余万两白银之多。
以晚明人口比明初增加五倍计,那茶叶消费量也该增加五倍,晚明若严格实施茶叶专卖制度,则榷茶收入应该不少于2000万两白银。
再看酒课税。北宋光是酒课的一年收入,就可达到相当于晚明一千四百九十八万两白银的程度。
而晚明人口至少北宋两倍以上,酒类消费规模可能还超过两倍。以最保守估计,如果明代实施类似宋代那样严格的国家专卖制度,榷酒一项的收入至少可达3000万两白银。
不妨先拿宋朝的赋税制度举个例子吧,看一个小国如北宋、南宋(相对于明朝),能将财富扩展到什么程度?
北宋时,两税尚占56%,但至南宋已降至%和%。
与此同时,商税急遽增长,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,这样,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,也就自然而然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。
北宋皇祐治平年间,商税比重不过40%左右,及南宋绍兴、乾道之交,仅茶盐榷货即占49%,连同经制钱、总制钱,非农业税达79%强。
而至淳熙、绍熙年间,茶、盐、酒等达56%强,加上经制钱、总制钱、月桩钱,非农业税更达%。
而明朝的领土面积,人口数量都远远大于南宋,盐、酒、茶三项的消费更远大于宋朝。
然而南宋政府从中获得的收入接近5000万两白银的价值,而明朝政府却只有300万两不到。
至明朝,货币经济较之前代要发达多了,资本主义也已经萌芽,市场比较繁荣,各项商业制度也比较完善。
而南宋是个偏安一隅的小国,可为什么明朝政府,对,只能说是政府,反而不如南宋富裕呢?
自嘉靖后期,国家财政经常出现困难,入不敷出是常态。
对外战争穷兵黩武支出过大吗?或是白银进口减少货币体系崩溃了?或是铜生产匮乏?或是纸币的发行导致通货膨胀?或是注定逃不过三百年定律?
历史上,比明朝穷兵黩武的朝代很多,比明朝挥霍无度的朝代也多,明朝财政体系最后到底是怎么崩的呢?
朱翊镠在想,如果大明能在——至少盐、酒、茶增加税收,那么富裕程度该会远远超过宋朝,也会大大超过以暴力国家机器、进行掠夺之实的清朝。
至少在工业革命尚未到来之前这段时间,大明应该不会逐渐走向末路。
当然,这是朱翊镠的想法,尽管也得到内阁三位阁臣的附和赞同,但具体实施起来恐怕还有很大的难度。
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
因为明朝“过度民主”的假象(不准,姑且这么说吧),造成国家对许多领域的控制力微弱,甚至失去了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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