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27章 里甲制(求订求票支持!)
冯保心满意足地去了。
留下王锡爵与王衡沉默半天,但他们父子俩似乎也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。
“爹,如何与娘交代?”
忽然,王衡开口问道。
“其实不用交代,这无异于圣旨。”
王锡爵如是般回答。
“就因为是皇上的意思,所以孩儿才担心娘又要抱怨,对皇上不敬。”
“这事儿你不用管了,我与她说。幸得皇上信赖,焉有不去之理?但爹对你唯有一个要求,无论你去哪里,又或是做什么,一定不要忘记读书。”
“孩儿谨记。”
“不得不说,皇上是一个奇人啊,出去长长见识也好。”王锡爵感慨地道,“而且我总有一种预感,皇上似有深意。”
“哦。”王衡也只是点了点头。说心里话,他与朱翊镠其实并不熟。
“爹还是那句话,你早已经不是孩子了,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。”
“多谢爹的理解。”
“去吧,既然你我都答应了,皇上这两天肯定要召见你。”
“孩儿先行告退,爹早点休息!”王衡带有两分忐忑转身而去。
留下王锡爵一人又沉默半天。
……
次日一早,冯保便将王衡答应去江陵这个消息告诉了朱翊镠。
冯保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。
可在朱翊镠看来,即便没有冯保充当说客,也能料到王锡爵与王衡父子肯定会答应。他自始至终担心的只是王衡的母亲。
然而由于观念的差异,冯保以为只要王锡爵与王衡点头,就没王衡的母亲什么事了——因为在这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女人做不得主。
因为要召见几位阁老议论要事,朱翊镠也无暇细问,只能等召见王衡进宫时再说了。
这又是一次只有内阁阁臣而没有其他官员参加的召见。
申时行、余有丁、王锡爵、王家屏都到了,地点还是在云台。
“不知皇上这次召见又所为何事?”朱翊镠还没来,申时行问道。
除了王锡爵,没人答得上来。若非冯保提前透露,任凭谁也想不到。
朱翊镠带着冯保、陈炬、张允修现身。嗯,他这次特意带上张允修。
坐定后。
朱翊镠也不转弯抹角,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主张,将在保定府进行一场全方位的改革,内容就那四点。
除了王锡爵,申时行、余有丁与王家屏三个像做梦似的怔愣半天。
将保定府作为重点改革对象都不感到奇怪,他们几个现在也明白了朱翊镠改革将逐步推行,并非一蹴而就。
至于选定保定府也很好理解,一来保定府与京师所在的顺天府挨着,同属北直隶管辖,易于控制;二来当然是因为张静修孩子丢了。
重点改革的第一项内容清田均田不难想到,毕竟宛平县正在进行中,而大兴县即将进行,朱翊镠的目标则是针对整个大明天下。
保定府当然也逃不过去了。
其次,第二项内容,切断对保定府境内所有皇室宗亲的一切供给,也不难理解。信号早就放出去了。
真正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第三项与第四项改革内容:废除保定府境内所有爵位以及取消里甲制。
但准确地说,第三项改革对他们的震撼也极其有限。毕竟都要切断对皇室宗亲的一切供给,那废除爵位似乎还在情理之中,又算得了什么?
最让他们感到震撼的是第四项改革内容:取消里甲制。
正如冯保所指出的那样:里甲制是大明王朝基层的统治基础。
里甲制起源于大明初期,的确是大明王朝的基层组织形式,也是大明王朝推行黄册制度的基础之一。
其基本形式或内容是: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,由丁粮最多的十户担任里长,其余一百户称为甲首。里中无力承担差役的鳏寡孤独人户称为畸零户。
十名里长以十年作为一个周期轮流应役,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,每年由一名里长率领十名甲首应当差役,并负责“管摄一里之事”。
里甲制与后世乡村户籍制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,都是通过意见领袖(但两者有本质分别)规范地方基层的权力结构,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。
里甲制算不上明朝独创,早在公元前,管仲在他的《管子·立政》中就详细介绍了一种“里甲制”的管理模式。
其主要内容为,每五家编为一伍,设一伍长,五伍为里,设一里长,然后逐级增加户数,并设立相应管理者。
如此一来,从穷乡僻壤直到中央皇帝,都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管理网,一切都在管理控制之中。
这样的里甲制,不但可以用于日常的治安管理,还可以用于收取税金的系统。一旦到了战争年代,甚至可以成为征集军队的体系。
现代社会的户籍制,从本质上说与这一体系没有多大不同。
朱元璋在全国推行的里甲制,尽管是自上而下赋予地方社会的、统一的行政性组织,但在当时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,它可以容纳基于地缘、血缘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和组织。
一方面,由于里甲的首要任务是提供朝廷所需徭役,编排时必须考虑各里之间人丁事产的均衡问题,因而对富室大户聚居的较大自然村的分割是不可避免的;
而另一方面,朝廷又试图保持既存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相对完整性,因而强调“凡编排里长,务不出本都”,在推行粮长制的地区同样以“都”为基础划分粮长管区。
可以说,朱元璋的目的并不是抛弃或打碎原有的社会组织原则和秩序,而是试图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基础上,形成人口居住、土地占有和赋役责任高度结合的机制,实现基层社会控制的一元化格局。
从《教民榜文》等文献中可以明显看出,在朱元璋的政治蓝图中,里甲的功能绝非仅限于赋役的科派和征收,每个里甲都应当是一个对地方各种公共事务统一管理的行政组织,同时也应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且有很强集体认同感的合作社区。社区中的成员要相互帮助相互监督,本社区的成员未经批准不准擅自离去,外来的成员也不能在本社区随意活动和居留。
客观地说,明代的里甲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,不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,而且可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基层人口,促进了社会稳定,巩固了统治基础。同时里甲制也提供了更广阔的赋税和徭役来源。
但里甲制的缺陷也很明显。
一方面作为里甲长官的里长和甲首缺乏一定的自主权,不仅没有掌握实际权力,而且经常受到上头的压迫,因而滋生了里甲制的不稳定因素。
另一方面,地主豪强又可以凭借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,将各种名目的赋税强加到百姓头上,导致百姓不堪重负,进一步扩大不稳定因素。
当然,这只是很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里甲制的弊端日益凸显,与土司制一样,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家的发展,到了必须废除的地步,否则大明的统治基础真的要全面瓦解崩盘了。
里甲制的废除已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,其实当时许多士大夫也认识到了这个严峻的社会现实,只是无能为力而已。
…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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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下王锡爵与王衡沉默半天,但他们父子俩似乎也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。
“爹,如何与娘交代?”
忽然,王衡开口问道。
“其实不用交代,这无异于圣旨。”
王锡爵如是般回答。
“就因为是皇上的意思,所以孩儿才担心娘又要抱怨,对皇上不敬。”
“这事儿你不用管了,我与她说。幸得皇上信赖,焉有不去之理?但爹对你唯有一个要求,无论你去哪里,又或是做什么,一定不要忘记读书。”
“孩儿谨记。”
“不得不说,皇上是一个奇人啊,出去长长见识也好。”王锡爵感慨地道,“而且我总有一种预感,皇上似有深意。”
“哦。”王衡也只是点了点头。说心里话,他与朱翊镠其实并不熟。
“爹还是那句话,你早已经不是孩子了,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。”
“多谢爹的理解。”
“去吧,既然你我都答应了,皇上这两天肯定要召见你。”
“孩儿先行告退,爹早点休息!”王衡带有两分忐忑转身而去。
留下王锡爵一人又沉默半天。
……
次日一早,冯保便将王衡答应去江陵这个消息告诉了朱翊镠。
冯保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。
可在朱翊镠看来,即便没有冯保充当说客,也能料到王锡爵与王衡父子肯定会答应。他自始至终担心的只是王衡的母亲。
然而由于观念的差异,冯保以为只要王锡爵与王衡点头,就没王衡的母亲什么事了——因为在这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女人做不得主。
因为要召见几位阁老议论要事,朱翊镠也无暇细问,只能等召见王衡进宫时再说了。
这又是一次只有内阁阁臣而没有其他官员参加的召见。
申时行、余有丁、王锡爵、王家屏都到了,地点还是在云台。
“不知皇上这次召见又所为何事?”朱翊镠还没来,申时行问道。
除了王锡爵,没人答得上来。若非冯保提前透露,任凭谁也想不到。
朱翊镠带着冯保、陈炬、张允修现身。嗯,他这次特意带上张允修。
坐定后。
朱翊镠也不转弯抹角,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主张,将在保定府进行一场全方位的改革,内容就那四点。
除了王锡爵,申时行、余有丁与王家屏三个像做梦似的怔愣半天。
将保定府作为重点改革对象都不感到奇怪,他们几个现在也明白了朱翊镠改革将逐步推行,并非一蹴而就。
至于选定保定府也很好理解,一来保定府与京师所在的顺天府挨着,同属北直隶管辖,易于控制;二来当然是因为张静修孩子丢了。
重点改革的第一项内容清田均田不难想到,毕竟宛平县正在进行中,而大兴县即将进行,朱翊镠的目标则是针对整个大明天下。
保定府当然也逃不过去了。
其次,第二项内容,切断对保定府境内所有皇室宗亲的一切供给,也不难理解。信号早就放出去了。
真正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第三项与第四项改革内容:废除保定府境内所有爵位以及取消里甲制。
但准确地说,第三项改革对他们的震撼也极其有限。毕竟都要切断对皇室宗亲的一切供给,那废除爵位似乎还在情理之中,又算得了什么?
最让他们感到震撼的是第四项改革内容:取消里甲制。
正如冯保所指出的那样:里甲制是大明王朝基层的统治基础。
里甲制起源于大明初期,的确是大明王朝的基层组织形式,也是大明王朝推行黄册制度的基础之一。
其基本形式或内容是: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,由丁粮最多的十户担任里长,其余一百户称为甲首。里中无力承担差役的鳏寡孤独人户称为畸零户。
十名里长以十年作为一个周期轮流应役,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,每年由一名里长率领十名甲首应当差役,并负责“管摄一里之事”。
里甲制与后世乡村户籍制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,都是通过意见领袖(但两者有本质分别)规范地方基层的权力结构,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。
里甲制算不上明朝独创,早在公元前,管仲在他的《管子·立政》中就详细介绍了一种“里甲制”的管理模式。
其主要内容为,每五家编为一伍,设一伍长,五伍为里,设一里长,然后逐级增加户数,并设立相应管理者。
如此一来,从穷乡僻壤直到中央皇帝,都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管理网,一切都在管理控制之中。
这样的里甲制,不但可以用于日常的治安管理,还可以用于收取税金的系统。一旦到了战争年代,甚至可以成为征集军队的体系。
现代社会的户籍制,从本质上说与这一体系没有多大不同。
朱元璋在全国推行的里甲制,尽管是自上而下赋予地方社会的、统一的行政性组织,但在当时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,它可以容纳基于地缘、血缘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和组织。
一方面,由于里甲的首要任务是提供朝廷所需徭役,编排时必须考虑各里之间人丁事产的均衡问题,因而对富室大户聚居的较大自然村的分割是不可避免的;
而另一方面,朝廷又试图保持既存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相对完整性,因而强调“凡编排里长,务不出本都”,在推行粮长制的地区同样以“都”为基础划分粮长管区。
可以说,朱元璋的目的并不是抛弃或打碎原有的社会组织原则和秩序,而是试图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基础上,形成人口居住、土地占有和赋役责任高度结合的机制,实现基层社会控制的一元化格局。
从《教民榜文》等文献中可以明显看出,在朱元璋的政治蓝图中,里甲的功能绝非仅限于赋役的科派和征收,每个里甲都应当是一个对地方各种公共事务统一管理的行政组织,同时也应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且有很强集体认同感的合作社区。社区中的成员要相互帮助相互监督,本社区的成员未经批准不准擅自离去,外来的成员也不能在本社区随意活动和居留。
客观地说,明代的里甲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,不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,而且可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基层人口,促进了社会稳定,巩固了统治基础。同时里甲制也提供了更广阔的赋税和徭役来源。
但里甲制的缺陷也很明显。
一方面作为里甲长官的里长和甲首缺乏一定的自主权,不仅没有掌握实际权力,而且经常受到上头的压迫,因而滋生了里甲制的不稳定因素。
另一方面,地主豪强又可以凭借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,将各种名目的赋税强加到百姓头上,导致百姓不堪重负,进一步扩大不稳定因素。
当然,这只是很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里甲制的弊端日益凸显,与土司制一样,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家的发展,到了必须废除的地步,否则大明的统治基础真的要全面瓦解崩盘了。
里甲制的废除已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,其实当时许多士大夫也认识到了这个严峻的社会现实,只是无能为力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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