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九章
今天早上徐策接到个电话,是太太从美国打过来的。
太太是台湾人,他在美国工作期间认识的,随后结婚。
她温柔贤淑,结婚后成了全职太太,在家带孩子。孩子今年三岁半,主要以英语教育,会一点中文,但小孩本就口齿不清,他太太的一口台湾腔更是让小孩的普通话显得不伦不类,好像天天强迫他回家就只能看台湾综艺节目。
孩子今天在电话里用英语问他,爸爸什么时候回来。
徐策心头微微一震,最后强笑着说,大约过一个多月就回来了。
太太并不知道徐策回国后到底做了什么事,只是听他说母亲一周年忌日,他回去料理一下家里的东西,把国内的事情全部办完,再回到美国后,大概永远不回国了。
太太过去从他口中知道他的家庭情况,对他来说,只有母亲一人是至亲的亲人,父亲早年离异,这些年来,对他并无几分关心,他自然也对父亲的印象淡漠。
如今母亲亡故,国内已无可留恋,只等着把事情都料理完,回国外再继续回到投行工作,安安静静地抚养妻儿。
每当他想及此处,他那张似乎永远波澜不惊的脸庞,总是会眼带湿润。他不知道现在做的事,是否有一天会暴露,如果他在国内被抓,那么毫无疑问,将判处死刑,或许都没办法再见儿子一面。
如果他已回到美国,案件暴露,按照美国的法律,特大的刑事杀人案也将被引渡回国。
他在回国前买了份保险,受益人填的是妻子和儿子的名字。
在他做这个计划前,他心中总会冒出一个反对的声音,人已经死了,你想法设法把他们全杀了,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?而且如果一旦被抓住,你的一生,你的家庭,都将彻底毁灭。你这么做太自私了,只顾及你心里的仇恨,却不考虑你那位爱你的妻子,以及喊你爸爸的那个孩子。
或许吧,我是太自私了。
他仰面吐了口气。
即便妈妈在天有灵,她也一定反对我这么做的。
但是――
公义的标尺,总是要有人去衡量的。
如果每次屠夫对良善的人们落下刀钺后,余下的人总是抱着逝者已逝,活着的人要向前看的态度,那么,谁来惩治罪恶的屠夫呢?屠夫也必然会将把手里的刀钺再次对向良善的人们,谁能保证你不会是下一个?
律法已经败坏,需要殉道者誓死抗争。
以暴易暴,从来都是无奈的选择。
想起母亲,他总是很惭愧。
昔年出国后,总想着早日事业有成,好让母亲享受好日子。可当他已经成为别人眼中的事业有成时,他总觉得还不够,相比起更有钱的人,他又算得了什么?所以,只能在所谓的事业这条没有尽头的路上,继续忙碌。
而这时,他母亲去世了。
出国至今,平均每年只回国一次。太太和儿子由于签证的关系,一共更只回来过两次。
作为一个独自把他带大的母亲,只见过儿媳四次面,只见过孙子两次面,在预期的未来美满生活即将照进现实之际,突然遥不可及。
这是怎样一种痛!
这是怎样一种恨!
尤其当徐策听过舅舅讲述那一天的情形,两辆大型挖土器逼到了家门前,他们尚在苦苦哀求。那位城管局的副局长抛下一句话:“别说是强拆,就是强xx,你们也要配合。”
顿时气得他妈妈跳到房子前,用身体挡向机器。
施工人员停下挖机,向这些领导询问该怎么办。
那位叫林啸的科员打电话跟国土局副局长王修邦确认后,冷然向施工队下令:“给我推,推个干净,看他们要钱还是要命。”
挖机的大机械手,直接砸向了老宅的墙壁,机器的力量非常大,还没把房子推倒,梁上一块大石头突然砸了下来,他母亲当场死亡。
每当想到此处,徐策心里问一句,他们该死吗?他心中会坚定地回答自己,全部该死!
林啸已经被他控制了,下一个就是张相平。
再接下来,是城建局副局长和城管局副局长。
唯独困难的是那个旧改办的主任,始作俑者,王修邦。此人是个低调、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的官僚。
从林啸口中探知,此人几乎没有显著的弱点。或许贪钱,但应该没贪过大钱;也不好色,从来没听过有关他的绯闻;人际关系相对简单,与社会老板接触适可而止;不贪杯,应酬少,即便在外应酬,几乎都会在晚上九点前回到家;没有业余的兴趣活动;性格老练,在官场既不得罪人,也不跟一些高调的人站队。
更困难的是,他家住在闹市区,中途没有像凤栖路那样人迹少的路段。
这样的一个人,几乎没有下手的时机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如果只有几天出现了半夜回家的情况,徐策没办法抓住这偶然的机会。加上此人性格保守,甚至都没有机会认识他,靠近他。
从对他进行过几天跟踪的情况看,正与林啸所说的一致。他按时下班回家,虽离婚几年,但却从没和女人接触。
这更是个不寻常的官僚。
当然了,最坏情况下,徐策还有枪。如果徐策不要命豁出去,偷偷揣把枪,找个机会理由,直接进他办公室,掏出枪来当场崩了他,那么肯定能成事。但这样一来,徐策也会毫无悬念地落网。遥在国外的妻子儿子,再也看不到了。
他不会这么做,他不是个冲动的人。――他几乎从来没有冲动过。
对付王修邦,还需要继续准备着那套方案。
现在的工作还是对付张相平吧,这个旧改办的主要领导之一,还是抓了他表弟的家伙。他的日子快到头了。
因为――徐策的扎胎实验已经基本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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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太是台湾人,他在美国工作期间认识的,随后结婚。
她温柔贤淑,结婚后成了全职太太,在家带孩子。孩子今年三岁半,主要以英语教育,会一点中文,但小孩本就口齿不清,他太太的一口台湾腔更是让小孩的普通话显得不伦不类,好像天天强迫他回家就只能看台湾综艺节目。
孩子今天在电话里用英语问他,爸爸什么时候回来。
徐策心头微微一震,最后强笑着说,大约过一个多月就回来了。
太太并不知道徐策回国后到底做了什么事,只是听他说母亲一周年忌日,他回去料理一下家里的东西,把国内的事情全部办完,再回到美国后,大概永远不回国了。
太太过去从他口中知道他的家庭情况,对他来说,只有母亲一人是至亲的亲人,父亲早年离异,这些年来,对他并无几分关心,他自然也对父亲的印象淡漠。
如今母亲亡故,国内已无可留恋,只等着把事情都料理完,回国外再继续回到投行工作,安安静静地抚养妻儿。
每当他想及此处,他那张似乎永远波澜不惊的脸庞,总是会眼带湿润。他不知道现在做的事,是否有一天会暴露,如果他在国内被抓,那么毫无疑问,将判处死刑,或许都没办法再见儿子一面。
如果他已回到美国,案件暴露,按照美国的法律,特大的刑事杀人案也将被引渡回国。
他在回国前买了份保险,受益人填的是妻子和儿子的名字。
在他做这个计划前,他心中总会冒出一个反对的声音,人已经死了,你想法设法把他们全杀了,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?而且如果一旦被抓住,你的一生,你的家庭,都将彻底毁灭。你这么做太自私了,只顾及你心里的仇恨,却不考虑你那位爱你的妻子,以及喊你爸爸的那个孩子。
或许吧,我是太自私了。
他仰面吐了口气。
即便妈妈在天有灵,她也一定反对我这么做的。
但是――
公义的标尺,总是要有人去衡量的。
如果每次屠夫对良善的人们落下刀钺后,余下的人总是抱着逝者已逝,活着的人要向前看的态度,那么,谁来惩治罪恶的屠夫呢?屠夫也必然会将把手里的刀钺再次对向良善的人们,谁能保证你不会是下一个?
律法已经败坏,需要殉道者誓死抗争。
以暴易暴,从来都是无奈的选择。
想起母亲,他总是很惭愧。
昔年出国后,总想着早日事业有成,好让母亲享受好日子。可当他已经成为别人眼中的事业有成时,他总觉得还不够,相比起更有钱的人,他又算得了什么?所以,只能在所谓的事业这条没有尽头的路上,继续忙碌。
而这时,他母亲去世了。
出国至今,平均每年只回国一次。太太和儿子由于签证的关系,一共更只回来过两次。
作为一个独自把他带大的母亲,只见过儿媳四次面,只见过孙子两次面,在预期的未来美满生活即将照进现实之际,突然遥不可及。
这是怎样一种痛!
这是怎样一种恨!
尤其当徐策听过舅舅讲述那一天的情形,两辆大型挖土器逼到了家门前,他们尚在苦苦哀求。那位城管局的副局长抛下一句话:“别说是强拆,就是强xx,你们也要配合。”
顿时气得他妈妈跳到房子前,用身体挡向机器。
施工人员停下挖机,向这些领导询问该怎么办。
那位叫林啸的科员打电话跟国土局副局长王修邦确认后,冷然向施工队下令:“给我推,推个干净,看他们要钱还是要命。”
挖机的大机械手,直接砸向了老宅的墙壁,机器的力量非常大,还没把房子推倒,梁上一块大石头突然砸了下来,他母亲当场死亡。
每当想到此处,徐策心里问一句,他们该死吗?他心中会坚定地回答自己,全部该死!
林啸已经被他控制了,下一个就是张相平。
再接下来,是城建局副局长和城管局副局长。
唯独困难的是那个旧改办的主任,始作俑者,王修邦。此人是个低调、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的官僚。
从林啸口中探知,此人几乎没有显著的弱点。或许贪钱,但应该没贪过大钱;也不好色,从来没听过有关他的绯闻;人际关系相对简单,与社会老板接触适可而止;不贪杯,应酬少,即便在外应酬,几乎都会在晚上九点前回到家;没有业余的兴趣活动;性格老练,在官场既不得罪人,也不跟一些高调的人站队。
更困难的是,他家住在闹市区,中途没有像凤栖路那样人迹少的路段。
这样的一个人,几乎没有下手的时机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如果只有几天出现了半夜回家的情况,徐策没办法抓住这偶然的机会。加上此人性格保守,甚至都没有机会认识他,靠近他。
从对他进行过几天跟踪的情况看,正与林啸所说的一致。他按时下班回家,虽离婚几年,但却从没和女人接触。
这更是个不寻常的官僚。
当然了,最坏情况下,徐策还有枪。如果徐策不要命豁出去,偷偷揣把枪,找个机会理由,直接进他办公室,掏出枪来当场崩了他,那么肯定能成事。但这样一来,徐策也会毫无悬念地落网。遥在国外的妻子儿子,再也看不到了。
他不会这么做,他不是个冲动的人。――他几乎从来没有冲动过。
对付王修邦,还需要继续准备着那套方案。
现在的工作还是对付张相平吧,这个旧改办的主要领导之一,还是抓了他表弟的家伙。他的日子快到头了。
因为――徐策的扎胎实验已经基本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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