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百零五章:社保制度的诞生(上)
眼下大明社会出现的工人、农民收入低于平均发展水平的问题,是一个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进步时期所面临的必然挑战。
因为资本在壮大,而资本壮大势必会剥削工人的利益,挤占农民享受的社会红利。
若是指望资本家替工农考虑,那就无疑于天方夜谭了,只有朝廷能去考虑。
而实际上,眼下大明有一部分官员甚至都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去考虑。
虽然工人、农民的收入低于整个国家平均的发展水平,但那也只是增速上的对比,跟实际的生活质量无关。
皇明四十二年时间下的大明百姓,除了偏远地区的咱们不提,京畿带、江南带、中原带三大块老百姓的生活还要多舒适。
三天吃顿带肉腥的不算什么生活压力,一家四口顿顿吃饱,一年换四五身新衣服不算什么生活压力。
日子都过成这样了,还有什么不知足的?
这种生活质量你扔到二十年前,问天下的老百姓,他做梦都不敢梦这么离谱。
朝廷为老百姓做的已经够多了,为这事还有啥好操心的,完全没必要啊。
人心不足蛇吞象。
有这种想法的官员不多,但仍占有部分的比重,而他们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其实也是正常的,因为随着百姓的生活质量越高,他们对其他方面的吁求也在加大。
都饿肚子的时候,觉得国家能让他们吃饱就是圣君在世,够老百姓齐呼万岁磕头焚香了。
而当吃饱了之后,老百姓看富商、官家人都吃上肉,他们也会想吃。
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渴盼标准一样在不停的提高,一样不会满足现状。
要求政府越来越廉洁、要求公员队伍越来越清贫,起码也要和他们过同样的日子,要是过的更舒服,人心就不会平衡。
社会的主动吁求就是这么出现的,也就成为了摆在朱允炆与内阁案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了。
当然,上岁数的百姓不会这么欲壑难填,因为他们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,但他们的下一辈呢?
人口是繁衍的,新生儿是不断涌现的。
这些孩子可没从洪武朝活过来、更不可能见过元末明初的连天战火,朝廷确实没道理要求这一辈年轻人也去懂什么叫吃苦受罪也该知足。
解决不掉这些年轻人的吁求,那么就必然会出现社会矛盾,影响朝廷和国家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力。
所以骂朝廷的往往是一代接一代的年轻人,他们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不好、那不好,而很少会有成熟的中老年人也去不停的谩骂和诋毁。
许不忌如今在大会上抛出这个问题,恰是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,因为朱允炆登基之后才诞生的新生儿,经过二十多年的成长,如今已经是这个国家的新生力量,并且开始步入社会的各个领域,或成为公员、或成为农民、工人、军人、服务业的跑堂小二。
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思想和吁求,如何解决与满足不仅是参会的上千名官员在思考,朱允炆一样在思考。
“商部是负责经济的,现在这个问题抛出来,那么多学经济、从事经济的官员拿不出一个解决办法吗?”
见大会冷场,许不忌有些不满的冷哼一声:“前几日三五总结大会开幕日的时候,户部的官员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,几天了,连个初拟的想法都拿不出来?”
商部自尚书、侍郎往下,几十号人无不冷汗涔涔。
这时候,还是严震直开了腔。
这位活跃大明政坛二十多年,上一任杨士奇内阁时期的阁臣,当年的浙江粮长,如今的工商联大臣。
“加赋。”
一句加赋,引起轩然大波。
会场之内顿时窃窃私语,朱允炆更是瞬间皱紧了眉头。
工人、农民的收入本身就已经低于了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,基于这一情况,竟然还要加赋?
不过出于对严震直的信任或者说尊重,朱允炆还是给了严震直解释的机会。
“如今我大明的农赋是三十税一,我个人建议征到十税一,工人是不用缴纳税赋的,如今也征一部分,比例一样为十税一。”
在这件事情上,严震直不敢卖关子,会台的讲桌后面,将自己所有的想法全部抛了出来。
“在农业领域进行的加赋,是为了促使中央粮库将粮食指导价上涨。”
“那不一样的道理吗?”
质疑声很快响起:“老百姓交的粮比以前多了,就算粮价上涨,到手的钱还是那些,与其废这一环劲,还不如干脆取消农业税。”
“怎么能一样。”
严震直举出了例子:“咱们假定一个农民有田十亩,一年两熟,产出为六千斤,需要缴纳的粮赋为二百斤,那么中央粮库的粮食就是二百斤,农民手里有五千八百斤。
按照粮食指导价两文钱一斤,则农民手中的粮食总价值是一万一千六百文,那么市场需要消化掉这六千斤粮食,需要支付一万两千文。。
如今将三十税一改成十税一,粮食的总量不变,依旧是六千斤,只不过农民手里的只剩下五千四百斤,而六百斤则进入到了中央粮库。
我们将粮价从两文钱涨到十文钱四斤,也就是两文半一斤,那么农民手里的五千四百斤的价值便上涨到一万三千五百文。市场需要消化掉这六千斤,就需要支付一万五千文,里外里差出了三千文。
那么这三千文的差出是谁来买单呢,自然是市场上的买方来买单。
农民多赚了一千九百文,朝廷多赚了一千一百文,不过朝廷是服务人民的,多赚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放弃掉,放弃的方式呢,我个人建议,不采用直接给与钱财补贴,而是留下来作为一笔专项资金。
这笔专项资金的用途,就是做保险。
一个农民面临的主要风险无非两点,一是天灾带来的饥荒、二是人祸带来的地荒。
饥荒就是天灾导致的绝产,致使农民一年颗粒无收,地荒就是比如农民死亡、残疾、老年生病导致的无法继续耕种,土地荒废,而这种土地,老百姓往往都会选择卖掉,而买地的人又会趁机压价,损害原农民的利益。
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,那么这笔专项资金的用途就可以上场了。
如果是天灾导致的,那么就由朝廷出面,按照百姓受灾的田亩总产粮数上一年的产出进行全额给付,使用一半粮食和一半现钱。
如果是人祸导致的,比如病亡、残疾、老迈无力继续耕种土地,而膝下子嗣又不愿意继续做农民的话,那么朝廷出面将这块地按市价回征,同时一次性给付这个农民未来十年的补偿,补偿的总额就是这片田亩数上一年的总产出。比例为三成的粮食加上七成的现钱。
如果农民是死亡,则钱给予遗孀、子嗣,如无遗孀子嗣则与之近亲,无近亲的,钱以该农民的名义捐给当地的学堂。
这是我本人之所以打算进行农业加赋的原因,一点拙见提交陛下与大会审议。”
提高税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。
不得不说在这一刻,朱允炆的眸子亮了。
严震直这建议,有可行性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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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资本在壮大,而资本壮大势必会剥削工人的利益,挤占农民享受的社会红利。
若是指望资本家替工农考虑,那就无疑于天方夜谭了,只有朝廷能去考虑。
而实际上,眼下大明有一部分官员甚至都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去考虑。
虽然工人、农民的收入低于整个国家平均的发展水平,但那也只是增速上的对比,跟实际的生活质量无关。
皇明四十二年时间下的大明百姓,除了偏远地区的咱们不提,京畿带、江南带、中原带三大块老百姓的生活还要多舒适。
三天吃顿带肉腥的不算什么生活压力,一家四口顿顿吃饱,一年换四五身新衣服不算什么生活压力。
日子都过成这样了,还有什么不知足的?
这种生活质量你扔到二十年前,问天下的老百姓,他做梦都不敢梦这么离谱。
朝廷为老百姓做的已经够多了,为这事还有啥好操心的,完全没必要啊。
人心不足蛇吞象。
有这种想法的官员不多,但仍占有部分的比重,而他们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其实也是正常的,因为随着百姓的生活质量越高,他们对其他方面的吁求也在加大。
都饿肚子的时候,觉得国家能让他们吃饱就是圣君在世,够老百姓齐呼万岁磕头焚香了。
而当吃饱了之后,老百姓看富商、官家人都吃上肉,他们也会想吃。
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渴盼标准一样在不停的提高,一样不会满足现状。
要求政府越来越廉洁、要求公员队伍越来越清贫,起码也要和他们过同样的日子,要是过的更舒服,人心就不会平衡。
社会的主动吁求就是这么出现的,也就成为了摆在朱允炆与内阁案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了。
当然,上岁数的百姓不会这么欲壑难填,因为他们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,但他们的下一辈呢?
人口是繁衍的,新生儿是不断涌现的。
这些孩子可没从洪武朝活过来、更不可能见过元末明初的连天战火,朝廷确实没道理要求这一辈年轻人也去懂什么叫吃苦受罪也该知足。
解决不掉这些年轻人的吁求,那么就必然会出现社会矛盾,影响朝廷和国家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力。
所以骂朝廷的往往是一代接一代的年轻人,他们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不好、那不好,而很少会有成熟的中老年人也去不停的谩骂和诋毁。
许不忌如今在大会上抛出这个问题,恰是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,因为朱允炆登基之后才诞生的新生儿,经过二十多年的成长,如今已经是这个国家的新生力量,并且开始步入社会的各个领域,或成为公员、或成为农民、工人、军人、服务业的跑堂小二。
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思想和吁求,如何解决与满足不仅是参会的上千名官员在思考,朱允炆一样在思考。
“商部是负责经济的,现在这个问题抛出来,那么多学经济、从事经济的官员拿不出一个解决办法吗?”
见大会冷场,许不忌有些不满的冷哼一声:“前几日三五总结大会开幕日的时候,户部的官员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,几天了,连个初拟的想法都拿不出来?”
商部自尚书、侍郎往下,几十号人无不冷汗涔涔。
这时候,还是严震直开了腔。
这位活跃大明政坛二十多年,上一任杨士奇内阁时期的阁臣,当年的浙江粮长,如今的工商联大臣。
“加赋。”
一句加赋,引起轩然大波。
会场之内顿时窃窃私语,朱允炆更是瞬间皱紧了眉头。
工人、农民的收入本身就已经低于了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,基于这一情况,竟然还要加赋?
不过出于对严震直的信任或者说尊重,朱允炆还是给了严震直解释的机会。
“如今我大明的农赋是三十税一,我个人建议征到十税一,工人是不用缴纳税赋的,如今也征一部分,比例一样为十税一。”
在这件事情上,严震直不敢卖关子,会台的讲桌后面,将自己所有的想法全部抛了出来。
“在农业领域进行的加赋,是为了促使中央粮库将粮食指导价上涨。”
“那不一样的道理吗?”
质疑声很快响起:“老百姓交的粮比以前多了,就算粮价上涨,到手的钱还是那些,与其废这一环劲,还不如干脆取消农业税。”
“怎么能一样。”
严震直举出了例子:“咱们假定一个农民有田十亩,一年两熟,产出为六千斤,需要缴纳的粮赋为二百斤,那么中央粮库的粮食就是二百斤,农民手里有五千八百斤。
按照粮食指导价两文钱一斤,则农民手中的粮食总价值是一万一千六百文,那么市场需要消化掉这六千斤粮食,需要支付一万两千文。。
如今将三十税一改成十税一,粮食的总量不变,依旧是六千斤,只不过农民手里的只剩下五千四百斤,而六百斤则进入到了中央粮库。
我们将粮价从两文钱涨到十文钱四斤,也就是两文半一斤,那么农民手里的五千四百斤的价值便上涨到一万三千五百文。市场需要消化掉这六千斤,就需要支付一万五千文,里外里差出了三千文。
那么这三千文的差出是谁来买单呢,自然是市场上的买方来买单。
农民多赚了一千九百文,朝廷多赚了一千一百文,不过朝廷是服务人民的,多赚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放弃掉,放弃的方式呢,我个人建议,不采用直接给与钱财补贴,而是留下来作为一笔专项资金。
这笔专项资金的用途,就是做保险。
一个农民面临的主要风险无非两点,一是天灾带来的饥荒、二是人祸带来的地荒。
饥荒就是天灾导致的绝产,致使农民一年颗粒无收,地荒就是比如农民死亡、残疾、老年生病导致的无法继续耕种,土地荒废,而这种土地,老百姓往往都会选择卖掉,而买地的人又会趁机压价,损害原农民的利益。
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,那么这笔专项资金的用途就可以上场了。
如果是天灾导致的,那么就由朝廷出面,按照百姓受灾的田亩总产粮数上一年的产出进行全额给付,使用一半粮食和一半现钱。
如果是人祸导致的,比如病亡、残疾、老迈无力继续耕种土地,而膝下子嗣又不愿意继续做农民的话,那么朝廷出面将这块地按市价回征,同时一次性给付这个农民未来十年的补偿,补偿的总额就是这片田亩数上一年的总产出。比例为三成的粮食加上七成的现钱。
如果农民是死亡,则钱给予遗孀、子嗣,如无遗孀子嗣则与之近亲,无近亲的,钱以该农民的名义捐给当地的学堂。
这是我本人之所以打算进行农业加赋的原因,一点拙见提交陛下与大会审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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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震直这建议,有可行性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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